大衛·斯皮格爾(David Spiegel)被告知要治療他的下一個病人時,他不需要問病人在哪個房間,因為他已聽到這位病人在大廳那邊的急促喘氣聲。

斯皮格爾應聲走進病房,看到一個16歲的紅髮女孩挺直坐在床上,她哮喘發作,握緊拳頭,正在急促喘氣。母親在她身邊哭泣。這是那女孩幾個月來第三次因哮喘發作送進醫院。

這事發生在1970年,斯皮格爾當時是美國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波士頓兒童醫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一名輪值的醫科實習學生。他參加的醫學實習還包括了臨床催眠治療課程。

當時這名年輕哮喘患者的醫療組已經為她注射了腎上腺素來擴張她的氣管。注射兩針後,女孩的哮喘還沒有平息。斯皮格爾也束手無策,於是問女孩,「你要不要學習一下深呼吸?」

女孩點頭同意,於是成為斯皮格爾採用催眠療法的第一位病人。按照課程訓練,一旦女孩進入催眠的恍惚狀態,斯皮格爾就準備好向女孩作出語言暗示(催眠療法的「有效成分」),通常是一段精心設計的說詞,能夠讓病人出現身不由己的反應。但當這位女孩坐在床上,冷靜而專注地準備接受催眠時,斯皮格爾卻不知道自己該作出什麼樣的語言暗示。因為他的催眠療法培訓課上沒講到如何催眠一位哮喘病人。

斯皮格爾向我回憶他當年如何應對這位病人時說,「所以我想到了一個說法。我對她說,『你的每一次呼吸都會變得更深、更輕鬆。』」

斯皮格爾這即興的說詞起到了作用。不到五分鐘,女孩的哮喘停止,她躺了下來,呼吸變得很順暢。她的母親也停止哭泣。

對醫生斯皮格爾和患哮喘的女孩,這一次的催眠治療對他們後來的人生規劃都影響甚巨。女孩長大後成為呼吸治療師,而斯皮格爾則開始了催眠臨床治療的職業生涯。在後來的50年裡,斯皮格爾在史丹佛大學建立了整合醫學中心(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據他估計,該中心使用催眠術治療的患者多達7000多人。

初看之下,催眠似乎只是一種心理現象,並無實際的生理變化發生。但令人非常感興趣的是,催眠術確實經常能起到這種作用。進入催眠狀態後,精神集中傾聽暗示指令,對許多人來說,催眠的暗示就會弄虛成真。

當進入催眠的人被暗示他們的手臂會自行揮動時,其手臂果然就會不由自主地動了起來。被催眠的人被暗示他們交叉的手指不可能分開時,其手指就真的如同被膠水粘在一起無論如何都分不開來。當被暗示他們會認不出鏡子裡的自己時,他們看到的鏡像就會是一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在做著和他們自己一樣的動作。

如果暗示說慢性疼痛會消退,或者焦慮會逐漸消失,結果真的產生這樣的效果,催眠就會成為一種很有價值的治療手法。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用催眠術治療許多經歷疼痛、焦慮、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分娩壓力、大腸激躁症和其他病痛患者是有效的。在上述病症中,有的病例採用催眠治療在成本、療效和副作用方面會優於一般標準的治療方法。

但是,儘管對催眠的治療價值已有幾十年的研究,對催眠在人類大腦中的作用機制的認識也越來越多,但在臨床治療上使用催眠方法卻一直緩慢不前。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一種常見的誤解,即認為催眠只不過是舞台魔術師的把戲而已。

斯皮格爾說,「催眠術仍然被人視為歪門邪道的東西。人們或說催眠無用,或者說有危險,沒有介於兩者之間的說法。但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催眠療法的開始

催眠術實際在世界各地的許多文化中已存在了好幾百年。從南部非洲傳統的巫醫,到西伯利亞、韓國和日本的薩滿教,以及北美原住民的傳統醫術,都存在讓人進入神思恍惚的催眠狀態以治病的做法。

後來這種心理催眠的方法傳入歐洲和北美,也就是現代西方版本的催眠法,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晚期。1775年,德國醫生弗朗茨·梅斯梅爾(Franz Mesmer)推廣動物磁學理論。他相信有一種看不見的磁流體在人體內流動,影響我們的健康和行為。

梅斯梅爾把操縱這種流體作為自己的職業,經他改進後發明一種後來被稱為「梅式催眠術」( mesmerism)的治療法。梅斯梅爾在哈布斯堡帝國(Hapsburg Empire)的維也納和後來的巴黎行醫時,發現只要他凝視病人並全情專注於病人,有時做一些動作,比如用手從肩膀到手臂撫摸病人,就會產生療效。梅斯梅爾很快就因他發明的這種療法而聲名鵲起,但同時也被人看作是位怪人。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傑西卡·瑞斯金(Jessica Riskin)在她的著作如此描寫梅斯梅爾在巴黎的沙龍,室內「昏暗而充滿暗示性,窗簾拉下,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牆上則裝飾著占星術的東西。他本人則穿著一件令人印象難忘的淡紫色的塔夫綢袍服。」

儘管梅斯梅爾醫生名聞遐邇,但他的動物磁流論很快就不再流行,不過他探索的催眠現象在19世紀獲得了關注,並有了一個新的術語:催眠(hypnosis)。一系列傑出的醫生相繼發展了關於催眠本質的理論,將催眠(hypnosis)與其起源,即梅氏催眠術(mesmerism)作了區隔。最著名的一位是當代西方心理治療的奠基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基於一些病人的病例作出了非常有名的心理分析,比如對「安娜·奧」 (Anna O)病例的分析。安娜·奧是奧地利猶太女權主義者伯莎·帕本海姆(Bertha Pappenheim)的筆名,弗洛伊德的合作者約瑟夫·布魯爾(Josef Breuer)在1880-82年間曾用催眠方法治療過她。不過弗洛伊德後來放棄了催眠療法,轉而採用他的「自由聯想」技術,但這是在催眠療法奠定了西方心理療法基礎之前的事。

就在醫生們探索催眠的治病潛力時候,催眠術也開始在舞台上走紅。一些裝神弄鬼的著名催眠師在歐洲行走江湖,在舞台上表演如何擺佈催眠的參與者,在暗示下參與者會模仿雞的行為,或變身成僵硬的木板,或看到了聖母瑪利亞的顯靈。

到19世紀80年代,公眾關於催眠的爭論逐漸升溫,隨後一些國家開始制定法律,對催眠的使用作出規範。臨近19世紀末期,大眾察覺到催眠可能導致嚴重後果,對催眠的關注也達到了頂點。1894年9月22歲,貴族少女艾拉·薩拉蒙(Ella Salamon)在一個偏遠的匈牙利城堡裡被一位神秘主義術士催眠致死。這個事件在歐洲和北美的醫學界,以及大眾媒體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艾拉·薩拉蒙死亡事件三個月後,德國男爵夫人海德薇·馮·澤裡茨·諾伊克希(Baroness Hedwig von Zedlitz und Neukirch)因胃痛和頭痛求醫,遇到了一位名叫切斯路·辛斯基(Czesław Czyński)的「磁性治療師」。據稱,這位治療師多次使用催眠術來引誘男爵夫人,最終以一場婚姻騙局告終,此事在德國貴族中引起很大震動。男爵夫人在最初好幾個月,堅稱她是真地愛上了這位有迷人眼睛,濃密頭髮和潔白牙齒的催眠師。同年,英國作家喬治·杜穆裡埃(George du Maurier)發表了暢銷小說《特魯比》(Trilby),虛構的催眠大師斯文加利(Svengali)從而誕生。這本暢銷小說連同辛斯基騙婚案的新聞報導成為公眾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談資,據說小說和騙婚案有著不可思議的相似之處。

這類催眠醜聞促使醫生們盡量與舞台催眠師和神秘學家劃清界限,並爭取將醫學界的催眠療法予以專業規範化。許多醫生認為催眠治療法根本不應該讓非專業人士涉足。

100多年過去,專業醫生和江湖催眠師之間的緊張關係仍未得到解決。與我交談過的許多學術研究者和臨床從業人員都認為,催眠療法是有風險的,因為江湖上的名聲阻礙了催眠在醫學上的更廣泛應用。但隨著越來越多關於催眠的臨床療效的文獻和對其在大腦中的作用機制的新見解,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正在努力為催眠療法正名。

從梅斯梅爾古怪的催眠實驗傳承下來,是如萬花筒般形形色色的實驗和研究,有20世紀中期將催眠、濃縮酸和響尾蛇隨心所欲相搭配的實驗,也有發表在頂級醫學雜誌上關於催眠可代替藥物有效止痛的研究報告。要評論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我決定最好自己去親身體驗一下催眠。

一個周一的下午,我走進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認知神經學家德文·特修(Devin Terhune)的辦公室,當時我感到緊張,原因有二。

首先,我以前從未經歷過催眠,雖然之前我已經和幾位研究人員和臨床醫生討論過,但對催眠理論的了解並沒有讓我覺得已準備好接受真正的催眠。有些人報告說進入催眠狀態後會有非常奇特的體驗,比如靈魂出竅,以及出現幻覺等。其次,也可能完全相反,即或我閉著眼睛坐了20分鐘,仍無法進入催眠狀態,對任何催眠暗示都會毫無反應。

被稱為「高度可催眠者」的人大約只佔人類的10-15%,被歸類為這一種的人會對大多數心理暗示做出回應。這一群體在催眠過程中會有強烈,有時是深刻難忘的體驗,這種體驗在催眠界稱為「高度反應」。不過,大多數人屬於中度可催眠者,其反應相比高度可催眠者會比較遲鈍。他們可能只會對某些催眠暗示有所反應,但對更具挑戰性的暗示會敗下陣來。餘下的10-15%屬於「低度可催眠者」。低度者可能會回應一些簡單的暗示,甚至會毫無反應。

研究表明,無論你可催眠程度是高還是低,你終生都會維持這個水平。1989年史丹佛大學的一項研究測試了50名心理學大一學生的可催眠程度,並在25年後再原班人馬重新測試。雖然過了四分之一世紀,這50名學生的可催眠評分仍相當穩定,其穩定水平甚至高於其他個體差異評分,比如智力的差異等。

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一個尚待研究的新領域。有跡象表明,大腦中的一種神經遞質(或稱神經傳導物質,是一種化學信使)多巴胺分泌量的水平與催眠有關連。初步研究指出了一種名為COMT的基因與多巴胺代謝有關,但研究結果沒有定論,尚未發現清晰的基因圖景。

另一種神經遞質-氨基丁酸(GABA)也與催眠有關。斯皮格爾、丹妮爾·德蘇扎(Danielle DeSouza)及其同事在史丹佛大學所做一項研究發現,易被催眠者大腦中被認為與催眠密切相關部位的GABA神經遞質水平會較高。這個大腦區域,即前扣帶皮層,與人的認知控制和意志等有關。GABA對腦細胞有抑製作用,這使得德蘇扎和斯皮格爾提出如下假設:在前扣帶皮層這個大腦區域,GABA儲量較高者在催眠狀態時較容易產生高度反應。

也有一些人格特徵指標與可催眠程度相關,但不是指「五大人格特質」的水平,因為無論性格外向還是內向,對人親和還是不隨和,敏感還是自信,對新事物開放還是保守,做事認真有條理還是粗心大意,都有可能是可催眠度高或低的人。然而,特修指出,有高度反應的人身上會常見一些更微妙的人格特徵,比如更富有想象力,對環境更敏感,或傾向於自我超越。

據傳,與我談論過催眠法的研究人員還提到他們經常在催眠高度反應時看到的一些性格特質,有的高度反應者會沉迷於書本而達到忘我境界,有的看到電影中的突發驚嚇鏡頭會大聲尖叫。

在去特修辦公室的路上,我想起自己有次乘坐跨越倫敦的地鐵,去我新工作的地方上班,但因在途中埋頭閲讀娜奧米·阿爾德曼(Naomi Alderman)的小說《權力》(Power)而坐錯方向,搞得上班遲到。我還意識到,自從我在觀看著名的驚悸片《哈利波特與密室》(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時曾發出一聲毛骨悚然的尖叫後,就會避開任何有一點恐怖場景的電影。

那麼,我是否屬於高度可催眠者?我很想知道自己是否很容易被催眠。

身不由己的反應

在特修工作室的灰色沙發上放著一個大靠墊,其位置就好像是已準備好讓一個突然睡意來襲的人把頭放上去。這個靠墊和一個顯眼的像個超大鞋盒的黑色盒子,就是這個房間所有的東西。靠墊和黑盒讓特修的這間工作室有別於金史密斯大學南倫敦校區無數其他學者的辦公室。特修在這間辦公室研究從催眠到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等人類意識的多個方面。這兩件東西就是他的實驗道具。

特修徵得我的同意,先做一些基本測試以了解我的可催眠程度,然後他在沙發對面的白板上畫了一個小點,然後要我目不轉睛地看著這個「目標」。我照做了,他開始按照寫好的稿子用緩慢而沉穩的聲音向我宣讀說:

「我將幫助你放鬆,同時讓我向你發出指引,幫助你逐漸進入催眠狀態。請繼續緊緊盯住目標。請看目標。盯著目標的同時,也仔細聽我說的話。如果你願意做我要你做的事,如果你盯緊目標認真聽我說的話,你就會被催眠……」

兩分鐘後,我閉上眼睛,感覺很放鬆。是異常的輕鬆。我首先注意到我臉上習慣性的社交式微笑消失了,然後感到我緊繃的肩膀鬆弛下來,從我的耳朵位置再向下垂。我向後靠,頭倒在了後面的靠墊上。

我很放鬆,但仍然知道在發生什麼,我的大腦並非完全空白。偶爾腦子中會冒出這樣一些想法,「所以我現在真的是在被催眠?我能感覺到我的心在怦怦跳,我是不是因為太過焦慮會催眠不成?這感覺好奇怪?我能控制嗎?」 我盡量不讓自己翻來覆去的這樣想。特修提醒我只需認真聽他的聲音,我腦子受到的干擾於是減少。

這時特修說:「我想讓你開始做的是,把你的手臂伸到你肩膀的高度。」

我等待我的手臂自行開始移動,但手臂仍松松地垂在我身邊。我立刻感到一絲失望,想到「哦,不,我是否完全無法被催眠?」特修停頓了一下,然後用平靜耐心的聲音繼續說:「這還不是一個暗示,別擔心,可以像平常一樣把你的手臂伸直。」我想,「哦,好吧,所以我是被允許這樣做的。」我自願伸出我的手臂。他說,「這就對了。」

現在,真正的心理暗示來了:

「我希望你仔細留意你的手,留意你的手的感覺,手中發生了什麼。留意你的手是否有點麻木或刺痛。手稍微用點力不讓手腕彎曲。請密切留意你的手。我要你想象你手裡拿著一個很重的東西,比如一本很重的書。非常非常重的東西。把書拿在手中。現在書的重量壓在你的手和胳膊上,你的手和胳膊感到很重。」

不知從何而來,有個東西就來到我手裡。我仍然閉著眼睛,驚嘆於這個東西的重量。感覺就像我伸出的手裡真的有一本書。唯一讓我知道這不是一本真正的書,是我的手掌沒有觸摸到書封面的感覺。

暗示還在繼續,「書越來越重,你的手臂向下垂,繼續向下垂,書越來越重,越來越重,越來越重,你的手臂向下垂,向下,一直向下……」

我的手臂也真的慢慢向下垂。

特修還沒來得及說完這段暗示,我的兩手已垂落在沙發上。我聽到,在他書桌那方有鉛筆在紙上的刮擦聲。我仍然感到平靜和放鬆,但在我的腦海中有個細微驚嘆聲:「哇!」

然後是另一個催眠實驗。特修要我把手臂向前伸直。他說,「這次我要你想象你的手臂變得非常僵硬。」

這次我的手肘變得如像是一塊木頭。這種感覺不像手中有本厚重的書那麼強烈,不過我想彎曲肘部時,有個力量阻止我彎曲。過了片刻,我終於把這股力推開,受阻的感覺減輕。這是一種使勁的感覺。

然後又做了兩個實驗。特修暗示我入睡,做一個關於催眠的夢。我於是感到昏昏欲睡,眼前出現快速移動的畫面。有一會兒,出現一隻白色的蘇格蘭梗在綠色的田野上玩耍,但這並不是一個熟睡中的夢,比較像是進入夢鄉前你開始走神的時刻。至於蘇格蘭狗跟催眠有什麼關係,我不知道。

接下來,特修告訴我,他正在播放《鈴兒響叮當》這首歌,一開始音量很小,然後他會逐漸把音量調大。但我沒有聽到什麼歌,只聽見窗外風吹樹木的沙沙聲。

最後還有兩項實驗。首先,我把兩手伸出來,就像在手臂前端拿著一隻足球。特修暗示我兩隻手正被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向兩邊拉開。這時的感覺有點像玩無影球遊戲,但感覺更強烈。

這次我很好奇,想知道如果我稍微反方向朝內推會發生什麼。我試著把兩個手掌合在一起,但特修的暗示難以抗拒。我掙扎幾秒鐘後,兩手臂就被這不可抗拒之力盡可能地向外撐開了。

在最後一項實驗中,特修發出暗示說,我的左臂變得極其沉重,我必須試著把左手從腿上抬起來。這就像我第二項實驗試圖彎曲手肘一樣困難,很辛苦,但我還是盡力把手抬起了幾英寸。

我的實驗結束,特修慢慢地從20數到0,把我從催眠狀態中喚醒。數到5的時候,我睜開眼睛。我覺得有點頭暈,就好像睡過頭而又醒得太快。

特修告訴我,根據他對我的這些測試,他估計我的可催眠程度幾乎處於正態分佈的中間位置。

我反應強烈的實驗,即我伸出手感受書的重量和把我的手分開的力量這兩項,對大多數人都是有效的。特修說,感受重量的測試對大約90%的人都會有效,即使他本人也有,儘管他是一個「低度可催眠者」。

對掙扎用力的實驗(如我接受的僵硬手臂和沉重手臂向上抬的測試),有反應者的比例就比對重量有反應者要少一些。在另外兩個實驗,催眠者要作出反應是非常之困難,很少有人會對要求做栩栩如生的夢的暗示產生反應,而能夠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裡聽到鈴兒叮當聲的則更加少。特修給我做這兩項實驗只是試探一下,看我是不是「高度反應者」。

還有其他幾個實驗他沒有嘗試。其中之一是失認症實驗,其心理暗示是要被催眠者忘記一個簡單的物體的名字,比如一把剪刀及其用途。在他的工作室,特修向我展示了他會怎麼做這個實驗。在我之前注意到的黑盒子上,放上一把剪刀,一些膠帶,一支筆和一把尺子。如果我參加實驗,他會讓我指出哪一件東西是剪刀,極高度可催眠者被暗示忘掉剪刀名字後會無法認出剪刀。然後遞給參加者一張紙,讓他們使用剪刀,高度可催眠者會對此感到很困惑。另一種實驗是催眠健忘症,參加者者被告知要忘記在催眠過程中發生的一切。但是特修發現,很少有人對這種暗示產生反應,通常只有12%的人會有。

如果你以前從未被催眠過,從統計學上來說,你如被催眠,其體驗可能與我的體驗大致相似。

催眠結束後,在回家的火車上,懷著尚餘留的平靜心情,我思考剛剛發生的那些情景。儘管我經歷的都很真實,但把主觀感受的報告作為科學證據,對其可信性還是應該保持一些理性的懷疑。我的催眠體驗不同於我一生的其他經歷,我也渴望對我這次特別經歷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描述。

被催眠的大腦

著名的斯特魯普實驗(Stroop test)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證據。在這個實驗中,一個顏色單詞會用與其詞義不符的另一種顏色墨水書寫出來,然後讓參加者認出這個單詞的墨水顏色。實驗是衡量參加者準確認出該顏色單詞的墨水顏色的困難度。例如,想象這裡有個單詞是「紅色」(red),但書寫的墨水卻是藍色,另外有個單詞「紅色」是用相應的紅墨水書寫。結果參與者準確說出前者是藍色所用時間要比說出後者是紅色要長一些。(你自己也可以做這個實驗試試)。

但是如果參與者被催眠,暗示他們不會認字,這時字母成了無意義的形狀,這時他們就會較快地認出與其詞義不相符合的墨水顏色,因為他們不再被墨水書寫的單詞詞義所分心。

當一個人被要求「假裝」某個行為時,其大腦活動似乎也與他們進入催眠時的不由自主反應有所不同。在一個小型實驗中,研究人員使用正電子成像術(PET)研究12名健康參與者大腦部分的代謝活動。在一組實驗中,12名參與者被要求假裝無法移動自己的腿。在另一組實驗中,這群參與者被催眠後暗示他們的腿已經癱瘓。大腦成像研究顯示,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被激活的大腦區域是不同的。

後來科學家就催眠狀態和假裝行為的大腦活動之不同又做了進一步研究,這次使用的是核磁共振掃描儀。核磁共振檢查在觀察大腦軟組織時能提供更多的細節。這一次,研究人員看到了在催眠狀態下患者的運動皮層(大腦中控制身體運動的部分)呈現出活動狀態。這表明,被催眠的人真的嘗試移動他們的肢體,儘管沒有比假裝肢體癱瘓的那組人有較多的運動。

那麼,被催眠者的大腦有什麼特徵可以對催眠反應的特殊感覺和體驗作出解釋?這是一個尚待研究的新領域。不過,已找到幾種可能原因。

斯皮格爾說,部分原因可以在大腦的警覺網絡 (salience network)中找到。大腦警覺網絡會從我們的大腦每時每刻被淹沒的大量感官數據中篩選出相關信息,幫助我們識別環境中哪些方面值得關注。在一項實驗中,斯皮格爾和他的同事在催眠「高度可催眠者」和「低度可催眠者」的同時,也用核磁共振技術掃描他們大腦。高度可催眠者在催眠狀態下,其警覺網絡的活動會降低。斯皮格爾說,「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你就不那麼擔心其他事情了。警覺網絡讓你斷掉與世界其他部分的聯繫。」

這或許能或多或少解釋被催眠期間精神會高度集中的感覺,但又如何解釋你的身體不受你支配而自行其事的奇怪感覺?

特修說,最好的證據指向大腦的預設模式網路。這是一組我們休息時最活躍的大腦區域。特修說,這組區域「被認為與自我相關的心理活動,如白日夢、走神等等密切相關。」

這個網絡的其中一個部分內側前額葉皮層被認為在催眠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特修說,「這個區域似乎與自我相關的認知處理、後設認知(即對自己認知的思考)和控制自己想法的能力有關。催眠誘導可能會抑制這些過程。」

在催眠狀態下,預設模式網路的活動暫時受損,因此可能很難將自己視為一個意識主體。這可能是你無法完全支配自己身體這種不同尋常感覺的根源。

許多研究已發現催眠與大腦這部分預設模式網路有相關性,但特修補充一個值得注意之處,「有時我們不知道因果因素是什麼。」例如,內側前額葉皮層的活動也包括對他人精神狀態的推斷。因此你被催眠的時候,有可能你也在想著對你作催眠的人以及思考他們在想些什麼。

特修最後的總結是,「但這就是最好的線索,即大腦自我相關處理和後設認知活動的減少。」

從實驗到臨床治療

在科學界通過實驗理清了催眠作用的來龍去脈之後,臨床醫生開始利用催眠功效作為治療手段,如同幾百年來催眠術一直扮演的角色一樣。

也許催眠在醫學上最好的治療用途是不需要藥物就能緩解疼痛。許多對一系列催眠研究論文的整合分析都得出這樣的一致結論。最近一次對45項催眠緩解疼痛實驗的整合分析發現,被催眠的實驗參與者疼痛緩解的感覺高於大約73%的對照組參與者。21世紀初的兩項整合分析得出結論,在緩解疼痛感的治療手段中,催眠法優於一般標準治療,報告並呼籲在臨床治療中更廣泛地使用催眠法。不過如你所預料,催眠治療疼痛的效果會因人而異。根據對85項對照實驗研究結果(包括特修的實驗)的綜述分析,一個人越容易被催眠,催眠疼痛治療就會越有效。

而最令人興奮的發現是在慢性疼痛的治療方面。所謂慢性疼痛是指持續三個月以上的疼痛。患有慢性疼痛者,在英國有13-50%的人,在美國大約佔三分之一。全球有近20億人患有經常性緊張性頭痛,這是最常見的慢性疼痛類型。就其性質而言,慢性疼痛特別難以用藥物治療,因為療效顯著的鴉片類鎮痛藥會導致藥物上癮,帶來對藥物的依賴副作用,並助長鴉片類藥物的流行。

一項整合分析發現,催眠已被證明可以降低疼痛強度及減輕疼痛對日常生活的干擾,接受8次或8次以上治療的患者疼痛會得到顯著的緩解。

2000年,斯皮格爾對241名無全身麻醉情況下接受侵入性手術的患者進行了催眠鎮痛的隨機試驗。病人分成三組,一組接受標準的護理,一組會在標準護理外提供額外的友善護理師在一旁支持,還有一組受到催眠。這三組人都有一個按鈕,通過這個按鈕,他們可以自己服用吩坦尼(一種強效鴉片類止痛藥)和咪達唑侖(一種會導致嗜睡和健忘的藥物)混合的雞尾酒。手術進行之前、其間和之後,每隔15分鐘,患者被要求對他們的疼痛和焦慮感打分,分數從0(平靜和無疼痛感)到10(深度恐懼、焦慮和疼痛)。

實驗結果是, 標準護理組使用吩坦尼和咪達唑侖的量是友好護理組和催眠組的兩倍多。標準護理組進行手術的時間最長(平均78分鐘),催眠組最短(61分鐘)。

斯皮格爾說,「催眠組的焦慮感打分為零。做這個手術採用催眠減痛會少一些麻煩。」

不過令他沮喪的是,他這篇論文發表後,臨床催眠的使用並沒有明顯增加。斯皮格爾現在為自我催眠開發了一款名為「Reveri」的app(應用程式),他希望這個app可以讓已有科學證據的催眠療法獲得更多希望採用者使用。

既然醫學實驗發現催眠療法行之有效的病症已越來越多,為什麼催眠療法成為主流醫療手段的過程仍如此緩慢?

自主意識會否受到控制的問題

大多數對催眠療法持保留立場者不是因為這種療法缺乏科學實證,而是對被催眠者身不由己的反應感到擔心,並有誤解。

特修說,「最普遍的誤解之一是認為,如果你被我催眠,我就可以控制你,讓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這一方面非常缺乏證據。」

澳洲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認知科學教授阿曼達·巴尼耶(Amanda Barnier)在一項研究中很聰明地使用明信片探究被催眠者是否會被任意擺佈這個問題。她把研究參與者分成兩組。第一組被給予了一大堆明信片,他們進入催眠狀態後,暗示他們要每天給巴尼耶寄明信片,直到接到她的電話為止。

催眠後的第二天,明信片開始寄來,每天不斷。最終巴尼耶打電話過去,參與者的反應非常有趣。巴尼耶回憶道,「這些被催眠的人說,『哦,我的天哪,我無法控制。那天下著大雨,我仍然出門去寄明信片給你,我身不由己。我是被迫的。』」

但實驗並沒有就此結束。巴尼耶還使用了一個對照組,一組沒有被催眠但只是要求每天給她寄明信片的參加者。「我對他們說,『我是一名博士生,我只是想寫一篇論文。這是一些明信片,你能每天給我寄一張嗎?』」

也許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也同意了。當巴尼耶打電話給他們,問他們對整件事的感受,他們的回答比較平淡無奇,「他們說,『嗯,你看起來很無助,需要我們幫忙。』」

由此,巴尼耶得出結論,被催眠的參與者沒有被強迫去做任何他們在其他情況下不會做的事情,即使他們可能感覺是被驅使的。

但早期做有關實驗時,道德規範較為寬鬆,結果發現,較為極端的暗示要求也會引發類似的反應。

1939年,科學家做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實驗,暗示深度被催眠者去抓一條大響尾蛇。參與者被告知蛇只是一卷繩子。其中一人真的去抓,但被一塊玻璃擋住。另一人從催眠中醒過來拒絶這樣做。另外兩名被催眠的參與者甚至沒有被告知蛇是一卷繩子,他們都聽從暗示去抓。其中兩名參與者被暗示他們對實驗助手感到憤怒,因為將他們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暗示告訴他們,他們會忍不住把一瓶濃縮酸潑到助手的臉上,結果兩個人真這麼做了。不過實驗耍了個花招,所謂的酸液已被換成一種顏色相同的無害液體。

另一組作為對照的未被催眠者也被要求參與這項抓蛇實驗,但大多數參與者沒有做,因為他們害怕蛇,甚至不願靠近。1952年的另一項研究也有同樣的發現,但後來研究報告的審核者批評對照組沒有像催眠組那樣承受同樣的壓力,這使得兩組參與者的比較不公平。

1973年的一項實驗打算更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把被催眠參加者和作為對照的未被催眠的參與者放在相同的位置。一組被催眠的大學生接受暗示到校園裡去售賣已被告知是海洛因的東西,未被催眠的另一組直接被要求去售賣,結果兩組參與者都去售賣了海洛因。但是做實驗的研究者遇到了麻煩,因為其中一個參與者的父親是學校的教授,有點「不樂意」看到女兒一直試圖向她的同學兜售毒品。

特修說,「實驗結論是,大學生願意做一些瘋狂的事情,這與催眠無關。」

如同巴尼耶的發現,人們在催眠狀態下做的許多令人驚訝的事情不一定要被催眠才會做,如果你提出要求,人們會應要求做出各種稀奇古怪的事。

不過,這些實驗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即人們是否真的可以在催眠狀態下做出違背意願身不由己的事。但在學術界之外,確實有很多用催眠來幹壞事的案例。

催眠法的使用和濫用

這是一個夜晚,在倫敦北部的一個街角商店外,街上車輛繁忙。店內,店主正在搬運一些東西,這時店裡進來一個看起來很自信的年輕人,他穿著灰色T恤、黑色的夾克和牛仔褲。他走近店主,碰了碰後者的胳膊。從模糊的監控錄像中,我們接下來看到奇怪的一幕。店主一動不動地站著,似乎進入了神志恍惚狀態。那人摸了摸店主的胸部和肩膀,然後翻他的衣袋。店主就一直站在那裡,看起來沒有注意到有人在摸他的荷包。只有小偷離開後,這位店主才意識到自己被人搶竊了。

特修說,「作為一名科學家,這些案例很難解釋,因為我們不知道全部情況。你會利用分散注意力來犯罪嗎?當然會。但你能讓人進入恍惚狀態然後搶劫或攻擊他們?這就很難說了,這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倫敦北部街角商店搶劫案只是眾多,有時相當令人痛心的催眠犯罪案之一。這些罪案其中許多是流氓催眠師利用催眠對女性患者施以性虐待,他們往往利用施暴者和受害者之間的權力失衡而得逞。

特修說,「這些犯罪顯然很噁心,很可怕。案件之所以困難,是因為發生在一個不同尋常的權力掌控關係中,有一方是被認為值得信任的專家或專業人士。」

他說,「這些事件當然很可怕,但也會發生在許多其他不同的權力關係中,比如教練、教師或醫療專業人員。」

巴尼耶說,除了權力掌控關係,還有其他一些難以理清的因素,比如人們對催眠術的看法或刻板印象,比如會認為「在催眠中會失去自我的控制」。考慮到這一系列因素,巴尼耶說,在這些案子中「我們還不清楚,究竟只是催眠本身造成主體脆弱易受控,還是有更多的背景因素。」

所有這些都迴避了一個問題,即尋求催眠的人要如何採取預防措施,以確保他們的催眠治療會很安全。巴尼耶說,這可以歸結為一條黃金法則,「如果有人不催眠就不能治療你,那麼他們就不應該用催眠法來治療你。」

因為發生在倫敦街角商店的搶劫案,我聯繫的每一位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包括英國臨床和學術催眠學會的首席執行官希拉里·沃克(Hilary Walker),以及美國臨床催眠學會的候任主席喬·特拉蒙塔納(Joe Tramontana),都同意這個黃金法則。英國皇家精神病學院也建議,一定要檢查治療師的資格。該學院在其網站上表明,「催眠療法應該只由合格的健衛專業人士實施,他們必須在一個專業機構註冊獲得認證,例如,他們應該是醫生、心理學家、護理師、職業治療師或物理治療師。」

專業認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和澳洲,沒有官方機構監管非專業催眠術。巴尼耶說,「在澳洲,你會發現有人只是去參加周末課程,或者在催眠學院學習六個月(就出來治療行醫)。」如果治療後出現問題呢?沒有任何專業機構可以讓你去投訴。」

在一些國家,催眠治療學院可能會選擇與一個催眠治療師可登記註冊的組織掛鉤,例如,在英國,有催眠治療標準委員會(GHSC)。但是,正如GHSC告訴我的那樣,這些組織都不能自稱是官方監管機構,因為」催眠治療師「和」催眠師「不像」醫生「和」物理治療師「是有法律保障的專業職稱。

例如,GHSC要求在GHSC註冊的催眠治療師必須遵守專業道德準則,並對註冊會員的患者開放投訴程序。但GHSC的一位發言人說,「然而,由於催眠療法不受法律法規的約束,我們和任何其他(非專業催眠師註冊的)組織都不能阻止被取消註冊的從業者仍繼續獨立執業。」

與我交談過的臨床醫生和專業機構給我的重要建議是,要確保你尋求治療的任何人都有適當的醫療資格。如果你有健康問題,你應該諮詢你的全科醫生。

正如巴尼耶所說,儘管「怪異」一直是催眠術揮之不去的標籤,但其實催眠離我們日常生活的種種經歷並不很遠。

埋首沉迷在一本好書中,或者全神貫注於一部電影(甚至可能是一部哈利波特電影),對於許多人來說是常有的事。或者,你在高速公路上開車,發現自己沒有注意到路邊的地標。巴尼耶說,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你身上,則你所經歷的就與進入催眠狀態是大同小異。甚至對智慧型手機的沉迷也和被催眠也有相似之處,兩者都扭曲了我們的時間感知,降低了對外部環境的意識,並引發主體感的減少(即你無法停止滑動手機的那種感覺)。

但如果你並非時常有這種深度沉迷的經歷,也是正常的。巴尼耶說,「這就像人的性格有外向和內向的區別一樣。有些人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活在這個世界上。」

同樣,催眠與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實際沒有多大差異,作為一種醫學治療手段,與其他治療工具有很多共同之處。就拿注射針頭或手術刀來說,如果錯的人用了,也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傷害,但在專業者的手中,就會是有益於眾生的強大工具。

本文摘自:「國際醫學及牙醫催眠協會期刊」。


相關文章

Leave a comment